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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方和鲍毓明性侵案:公知的自媚和媒体人的堕落 (2020-04-16 09:03:54 )

 小的时候爱听鬼故事。村里有个看瓜地的鳏独老人,早年读过私塾,鬼故事讲得活色生香,一帮孩子有空就跑到瓜棚里听故事,讲了一段又一段,听着听着天就黑了,抬头看着茫茫黑夜,仿佛到处是游荡孤魂野鬼,吓得不敢回家。

 

这大概是一个孩子模糊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,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吧。

 

对待公众事件也是如此,尤其是在“后真相时代”。所谓“后真相”,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,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。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,再到病毒营销,无论是在政治、传媒,还是商业领域,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。显然,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。

 

最近,高管鲍毓明性侵养女兰儿一案,南风窗和财新也纷纷放弃了“新闻写作”的基本原则:不带评判的理性客观记录。让一股自媒体式流量写作带了节奏。

 

南风窗的题目是:涉嫌性侵未成年人三年,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“画皮”。

财新的题目是: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。

 

南风窗的报道只有兰儿及其母亲的叙事,甚至文本里充满了记者“感同身受”的许多感性描述;财新的报道则没有采访到兰儿父母,又是鲍某的一面之词。

 

暂且不论性侵案的是非曲直,等司法机构的结果吧。

 

然而,两家重量级的主流媒体记者,都“脑补成像”了没有看到的另一面,加议加叙,试图裹挟读者情绪,演绎一出“后真相时代”的反转大戏!无非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地吸引流量。太功利了,两家泱泱大媒,一个标榜“冷静的力量”,一个标榜“专业专注.真相真知”,

 

用财新总编辑王烁先生自己的话说:“ 新闻工作者不能决定生存环境,但可以决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反应。独立的新闻操守不是决定新闻报道空间大小的惟一和最重要的要素,但只有它掌握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手中。新闻工作者不能根据沧浪之水的清浊来定行止,操守应该如一;即使只讲利害,形势越险恶,就越有必要保持职业操守。”

 

目前财新的报道已经撤稿!行所当行,止所当止。看来财新还是可以继续看的。

 

另有一些媒体,真有些到了不值得一看的地步了。环球时报近期几乎都是这样的题目:“说句大实话:现在的美国,不把中国搞残是不会放心的”、“胡锡进:这次我们算是碰上了真正的国际流氓”……这是一个大报的作风吗?竟然都沦落到和“带货自媒体”抢饭碗的地步吗?甘于与那些拿着“爱国”当生意的、贩卖情绪的公号,蝇营狗苟商人为伍!

 

面对公共事件,不同的人处在不同位置,拥有不同背景的不同想象。大家都讲换位思考,可有几人做到?知易行难!

 

囿于环境和自我认知系统,看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。有的人,脑袋里的操作系统基本上就是学校里的出场设置,早早地就停止了更新。比如方方,现在还陷过去的语言舒适区,从她的日记可以看出,她至今没有走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波文化思潮热的话语体系。

 

方方们那套老梗,无法进入年轻人的话语体系了。9000一代会说:方方奶奶,你老了!于是,思想停滞老公知们,进入不了新时代的话语体系,也只能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,拼命地讨好那个心中的自我,那个曾经属于他们的年代里,孤芳自赏,自我谄媚。

 

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,现在最需要的是弥合疫情冲击下的共识体系,而方方一意孤行的坚持海外版出版,真有些“咬着屎橛子打滴流,给根麻花都不换”的犟劲!

 

一般文本成为公众文本之后,就不在是作者的私人文本了,而变成了读者中心。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理解。“方方的日记”,国内,拥趸认为是秉笔直书,传达了疫情下的无助、无奈、焦虑、恐惧;反对者认为是只看阴暗面,以偏概全,狭隘偏执;国外,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符合自我利益的解读,比如德语版的简介,来自“疫情中心”、“反乌托邦”,归入了《1984》系列了,儿大不由娘,文本出去了,翻译成啥样作者真的是控制不了的。

 

目前,方方成了于中医、转基因一样的另一个拉黑再见、割袍断义的热门话题。我之所以反对“方方”日记,也是这个原因。不在这个时候撕裂脆弱的共识基础,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自觉!就像当年索尔仁尼琴流亡海外,选择沉默,不发一言,拒绝西方势力利用自己攻击祖国。苏联解体后,辗转回国,却又批评起俄罗斯当局来。

 

共同的想象一旦形成,就会形成一股观点的力量,从而指导和影响到行动中去。

 

人们想象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、他们如何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方式,以及潜藏在这些预期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观念和图景。社会想象是乌合之众的“共同理解”,大众的生活实践,并不直接遵循“理论化的思想”,而是依据社会想象。

 

尤瓦尔赫拉的《人类简史》一个核心观点就是,人是靠共同想象构架起来社会合作机制的,人类能想象虚拟之物,是有别于其他哺乳动物最大的特点。它造就了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集体合作。宗教团体、国家、民族、公司等都是一个一个的想象共同体。

 

而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下,西方对我们的想象也与我们对西方的想象一样,充满了各种“脑补成像”,就像十三世纪一个意大利人,跟着远洋商队在中国海岸晃悠两圈,靠传闻写就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,深深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,以至于促进了西方列强纷纷到东方追逐财富和梦想,“马可波罗游记”对开启了大航海的哥伦布不能没有影响。可以说,社会想象影响力巨大而惊人!

 

方方日记的文本也在促进当代西方构建出关于中国和关于疫情的“社会想象”,非常不利于在中西社会各个层面达成“共识基础”,被人利用是一回事,打造一个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另类“社会想象”则是真有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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